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朱自清把“匆匆”的感慨写在句子里，我把“匆匆”的感慨铭刻在心底。倏忽间，从江城到京城，从珞珈山到一勺池，两年的学习生涯也将深深浅浅地划上一个休止符了。人生如旅，武大和人大只是漫漫行程上的两个车站，毕业则好比出站检票的仪式。出站的时候，我总会习惯性地回首一瞥，试图抓起那些碎片化的记忆，让人颇感无奈的是，回忆是抓不住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

2001年9月，我离开呆了十八年的豫南小镇来到珞珈山，度过了四年的本科生活，在经过短暂而又颠沛流离的工作生活之后，我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掐指一算，七年了。七年之痒，有过苦痛与彷徨，七年之爱，有过自信与从容。这七年，是我人生中最为青春灿烂的七年，它让我从破败[1]的农村走向繁华的都市，从紧张的学习走向未知的工作。这七年，它还让一个出门在外举目无亲的穷小子，一下子认识了那么多的师长与朋友，得到他们无私的关爱与帮助，并因此而影响到一生的轨迹。感谢上苍的恩赐，让我拥有这七年。

论文的选题来自于导师黄燕芬老师的引导，两年来，她孜孜不倦的教诲让我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从政治学到经济学的深刻转变。早在攻读硕士之初，黄老师就向我推荐了卫生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比如卫生医疗改革、卫生经济管理、时间序列分析等等），这为论文的构思和撰写打下了坚实基础。至于文章的思路与内容，我想看过提纲的朋友大致已经明了，此处不再赘言。

桃李不言，如水上善。我要感谢公共财政研究所的许光建教授、崔军副教授、代鹏副教授、孙玉栋教授、张余文副教授以及李青老师，在学习研究和论文写作过程中，他们厚重的关心、指导和帮助让我终身难忘。我还要特别地感谢我的导师黄燕芬老师，她引领我踏入经济学的殿堂，并督促和鼓励我渐行渐远。

相处融融，别情萋萋。2006级公共财政管理是个温馨的大家庭，兄弟姐妹们相聚、相知、相处是一场缘分，毕业后虽然天各一方，但友情永不转移。赵春伟是我们的班长，也是我们的大姐姐，她把一切总是安排地妥妥贴贴，在此要向她道一声辛苦啦！我还要特别地感谢我的室友兼兄长，王岗和邾立涛，他们教我如何读书、读人、读社会。

寸草之心，春晖难报。《论语》有云，父母在不远行，而我已经远行了七年。父母们含辛茹苦，坚忍不拔，他们脸上永远挂着的微笑，这种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微笑是我直面挫折、毅然前行的永恒动力。记得高考前的一次模考，邹志安的一篇《黄土》让我热泪盈眶，面对父母的辛酸付出，自己尚无以为报，不禁汗涔涔而泪潸潸了。

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甚至还包括我自己。“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自信二百年，击水三千里”是我博客的标签，也是我的自勉词，它前两句来自国父孙中山的《护法宣言》（1919年5月28日），后两句则来自于毛主席早年（1917年）的一句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的开篇中写道，一篇论文发表出来或被读者阅读的时候，它就开始了自己的生命。或阅读，或转引，或赞许，或批评，我真诚地希望这篇论文的生命能够像我的生命一样，绽放它应有的光彩！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8zgshxs/2008-04/01/content_14059952_3.htm

两岸药品价格管制的比较研究http://www.cqvip.com/QK/95395X/2007009/25408085.html

工作也好,学业也好,婚姻也好,事业也好,一切都是这么地虚无缥缈呢

珍惜现在,开拓未来,回家买个好心情

太阳神车,惊险刺激首屈一指,天旋地转,

天地双雄,即所谓的跳楼机,惊险排名MS是第三四位

丛林飞车,惊险度不及过山车,但比较类似

自拍照片,背景是玛雅天灾

不为了成绩排名,不为了艰涩理论,只为了生存本领

理想臣服现实,思想屈从行动,生存压倒一切

别了，我深爱的媒体，我深爱的媒体朋友

看了天地人大一篇名为《再见了，广日》的贴子，贴主满怀惆怅地放弃了广日而后又满怀喜悦地奔向NUS，而我却是踌躇不决地放弃了广日而后又满怀惆怅地奔向BOC（深圳）。

在过去一百多天的求职生涯中，我的经历再次证实了我深厚的媒体情结，总共投了七家媒体，除了经济日报没能得到笔试资格外，前后得到了新华社、广日、南方、一财、新浪、今晚的笔试资格，其中新浪财经属于无缘面试之类，一财和今晚属于放弃笔试之类，总共收得了新华社、广日（补录）、南方的三个OFFER，而这三个OFFER都被我无奈地拒掉了：为了新华社而痛痛快快地拒了21ST经济，为了公务员而踌躇不决地拒了新华社和广日。

1月24日，在新华社收到21ST经济的OFFER，这是我收到了第一个媒体OFFER，两天后我无情地拒了她，尽管我一直宣称我对21ST经济一往情深，她是我平时购买的仅有的两份纸媒之一（另一份是新京报）。当初拒了21ST经济，我给自己的理由是为了新华社。

农历正月初八，收到新华社的正式OFFER，半个月后收到广日（补录）的OFFER，这两个OFFER给我出了个难题，因为马上要准备公务员的面试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决定赌一赌，如果公务员上了，万事大吉，如果公务员不上的话，最坏的打算是拒了新华社，以广日作保底（事实这个决定是非常错误的，在可替代极强的劳动力市场，用人单位可以随时随地的找到替代你的劳动力，更重要的问题是，公务员最初出结果的时间会很晚）。

国考确实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第一名的成绩陡然间让我这位出身社会最底层农家子弟对公务员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我为她痴迷而忘乎所以。

公务员的位子是否内嵌着看涨期权，这个我并不知道，但一个答案非常明确的是，我至今都没有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我不知道自己喜欢干什么，适合干什么。

在一个人人为稻梁而谋的时代，我谈不上有什么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感，我只是一个有良知的平庸之辈，我只想在财经媒体里面混，只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去诠释和解读经济现象，给投资者、经营者一些有用或无用的、正确或错误的善意提示而已，而我自己也能从中赚得几块面包。

我不太喜欢日报，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忙忙碌碌地粗制滥造一堆垃圾文字，这让我自己无法面对自己。我不太喜欢就事论事，总喜欢在新闻中嵌入自己的独特思考，尤其是小切口深分析的那种，如果是财经问题的话，不仅会把某个事件、现象描绘的淋漓尽致，而且会给予读者在理财投资消费等方面多少有些益处的规劝、建议和指导。

我不知道公务员的希望有多大，自己喜欢干什么，适合干什么，一切都是如此地不确定。

找工作之初，我给自己安排了三个大的行业发展路径，即研究、媒体和金融，媒体这个行业是我成功率最高的，从笔试到OFFER成功率有3/4，不过现在它们都被我不经意间地放弃了。很多人觉得我适合做研究，其实我确实不太喜欢做研究，因为我耐不住清贫和寂寞，所以在这个领域也没有做太多的努力。在研究和媒体被移除在可行选择集之后，我选择了金融，然而这个篮子里除了几个银行分行之外，什么也没有。

最终，我选择了BOC（深圳），家人说这是保底之举，但我觉得这应当是归宿了吧，我不想折腾，不想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不断地笔试、面试。

今天有哥们说我现在很牛必，不断地拒面试机会，比如Chinaclear、CRC之类的，我回答说，我已经签约了，想做个好人，更想做个轻松生活的人。

以前去新华社面试的时候，我说我和媒体的缘份是七年之爱而不是七年之痒，然而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我不禁要和媒体说再见了，别了，我深爱的媒体，我深爱的媒体朋友！

从我国卫生总费用构成的变化透视调整我国医改方向的必要性

第一部分 背景透视 （知识背景，案例背景）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简单套用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来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导致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下降，“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压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

卫生总费用的规模及其结构反映了一国或一个地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基本状况，它是分析医疗卫生事业与国民经济、社会健康需求之间的关系,评价各项卫生政策的合理性与公平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基本手段。本案例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卫生总费用的筹资结构、分配结构及其变动趋势的分析, 有助于MPA学生从宏观层面上了解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中卫生总费用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国卫生总资源在地区、城乡配置的不均衡性，从而理解我国医改的难点和医改方向调整的必要性。

知识背景

卫生总费用

卫生总费用即医疗卫生总支出(total expenditure on health),是以货币形式作为综合计量手段，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全社会用于医疗卫生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额。

卫生总费用核算

卫生总费用核算是采用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以整个卫生系统为核算对象，建立卫生费用核算指标和核算框架，专门研究卫生系统的资金运动过程。卫生总费用反映了全社会卫生资金的流动过程，涉及卫生资金的筹集来源、分配流向、使用消耗三个不同的层次，因而卫生总费用的核算方法相应地分为筹资来源法、机构流向法和实际使用法，这与GDP的核算比较类似。

卫生总费用的筹资结构

卫生总费用筹资结构对应着筹资来源法的卫生总费用核算，它反映政府、社会以及个人在医疗卫生支出资金来源方面的贡献比例。国际上一般将卫生总费用划分为一般政府卫生支出和私人卫生支出，一般政府卫生支出包括狭义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医疗保障支出，狭义政府卫生支出也称为“税收为基础的卫生支出”，是指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以及其他地方政府对卫生的支出，但不包括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私人卫生支出是指商业健康保险和家庭现金付费等非公共性质的卫生支出。与国际口径有所差异，我国卫生总费用划分为三个部分，即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和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是指各级政府用于卫生事业的财政拨款，包括上级财政拨款和本级财政拨款。上级财政拨款是指上级政府财政部门或卫生部门对其下级政府所属卫生机构的财政预算补助，本级财政拨款是指本级政府对其所属卫生机构的财政预算补助。按其投入方向划分，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用于公共卫生和公费医疗两大项目，前者包括卫生事业费、中医事业费、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费、计划生育事业费、预算内基本建设经费、医学科研经费、卫生行政管理和医疗保险管理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经费，后者即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经费。

社会卫生支出

社会卫生支出是指预算外社会各界对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包括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社会其他保险医疗卫生费、商业健康保险费、非卫生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办医支出、企业医疗卫生支出、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经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费）、预算外卫生基本建设支出、私人办医初始投资、公共卫生机构预算外资金收入、村集体经济卫生投入。

个人现金卫生支出

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是指城乡居民用自己可支配的经济收入，在接受各类医疗卫生服务时的现金付费，包括城镇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和农村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

卫生总费用的分配结构

   卫生总费用的分配结构描述了卫生总费用或医疗卫生资源将最终流向哪些机构、项目或地区。根据卫生总费用的机构流向，我国卫生总费用分配总额划分为医院费用、门诊机构费用、药品零售机构费用、公共卫生机构费用、卫生行政和医疗保险管理机构费用和其他卫生费用，这种划分对应着卫生总费用核算的机构流向法；根据卫生服务功能与产品的不同，我国卫生总费用使用总额划分为个人医疗费用（包括药品费用与医疗服务费用）、公共卫生费用、卫生发展费用和其他卫生费用，这种划分对应着卫生总费用核算的实际使用法。此外，本案例还从地区差异的角度来考察卫生总费用的分配结构，具体包括卫生总费用的城乡差异和省际差异。

案例背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医改

1978-1984年：市场机制逐步引入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文革”及其“左”倾错误影响，医院长期存在管理混乱、制度不全、质量不高、设备陈旧的状况，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矛盾比较突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在扩大公共卫生支出的同时不断地在医疗卫生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坚持医疗卫生公益性质的同时扩大居民在医疗卫生支出中承担的责任。1979年元旦，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指出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同年，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开展了“五定一奖”活动（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并开始尝试对医院实施“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医院一度被列为“示范”。

1985-1991年：只给政策不给钱

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正式启动医改，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基本上是复制国企改革的模式，改革的手段是“只给政策不给钱”。

1992-1999年：大争论

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同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要求医院要在 “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指出，“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的争论。

2000-2004年：产权改革

2000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

2003 年SARS疫情的爆发，已经把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弊端显露无遗。而医改让多数人无法受益反而受损的现状，更当然会让提倡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府高层，把目光投注到医改问题上。在卫生系统内部，“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仍不相上下，当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所阐述的“国退民进”理论，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

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各地涌现出众多变卖公立医院的案例。1999年，辽宁海城已经拍卖了18所乡镇卫生院和3所市直医院，浙江萧山也出售了全部乡镇卫生院，山东的临沂、四川的通江、射洪也开始拍卖卫生院。 2000年，江苏宿迁开始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5年内，133家公立医院均被拍卖，宿迁政府自我评介“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

2005年：市场化的反思

2005年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医改评价报告中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医改基本不成功”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国务院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二十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医改路线选择上应以政府主导，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品属性。

2006-2007年：从大讨论到四大体系

有关医改的各种争论由来已久，从最初的“德国模式”、“英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模式之争，到后来的“人大方案”、“北大方案”、“清华方案”等十套方案之争，不仅纷纷扰扰，而且旷日持久。随着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对医疗改革的阐述，一个由“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等四大体系构建起来的新医改方案已经初现轮廓。

党的十七大明确了医改的基本思路，报告指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2008年：新医改启动年

2008年1月7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今年将会稳步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选择部分地区、围绕改革重点内容开展试点，为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深化改革探索经验。尽管目前选择哪里试点、如何试点、试行哪些政策等等相关问题公众还不得而知，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2008年作为中国新医改的元年已经确定，而且新医改将从“四大体系”着手改革也已经是一个基本方向。

第二部分 案例描述

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我国卫生总费用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5年我国名义GDP是1978年的50倍，名义卫生总费用则是1978年的78.5倍，达到8659.91亿元。按当年汇率换算，全国卫生总费用1057.38亿美元，人均卫生总费用80.87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005年卫生总费用同比增长9.83%,略慢于经济增长率的10.2%，卫生总费用弹性系数(卫生总费用增长率/经济增长率)连续两年小于1。

1978-200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年平均增长率为11.47%，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64%,卫生总费用弹性系数为1.19,即GDP每增长1%,卫生总费用增长1.19%。从总体趋势来看,由于卫生总费用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1978年为3.02%,2005 年则为4.73%（参见表1）。

根据国家宏观经济预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9%左右。2000-2005年,卫生总费用平均增长速度为10.05%,如果卫生总费用仍以每年10.05%的平均速度增长,预计2006年、201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将达到9530.24亿元和13978.60亿元,相对于GDP的比重分别为4.78%和4.96%,人均卫生总费用分别为715.48元和1015.15元。

我国卫生总费用的筹资结构

卫生总费用的筹资结构反映了政府、社会与个人在医疗卫生支出中的角色与责任，医改的核心问题是调整政府、社会与个人在医疗卫生支出中的角色与责任，因此卫生总费用筹资结构的变化深深地打上历次医改的烙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时期，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 我国的卫生筹资系统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即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筹资主导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元化筹资模式转变。下图直观地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筹资结构的变动轨迹，根据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比例的变动情况，这段历史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1985年，1986-2002年，2003-2005年。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的变动轨迹

从1978年到1985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与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有所波动，总体趋势是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与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所占比例有所增加，社会卫生支出所占比例则有所下降。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一度达到历史最高点的38.9%（1982年），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一度上升到32.6%(1984年)。出现以上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改变医疗卫生资源极度短缺的状况，政府在扩大公共卫生支出的同时不断地在医疗卫生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坚持医疗卫生公益性质的同时扩大居民在医疗卫生支出中承担的责任，所以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与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都有所增加。

1985年是改革开放后医改的正式启动年，改革的基本手段是“只给政策不给钱”，政府逐渐弱化了自身在医疗卫生支出中的责任。从1986年到2002年，我国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卫生总费用的增长速度都要高于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增长速度，这逐渐改变了政府与个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负担比例。1986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为38.7%,略低于改革开放后的最高水平38.9%（1982年）,到2000年这个比重降到了最低水平的15.5%,从2003年这个比重才逐步缓慢回升。

政府逐渐弱化了自身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责任,这从税制结构与财政支出结构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改革改革以来，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78年为3.16%（历史最低点），1992年为6.11%（历史最高点）。伴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行，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后的地方政府缺乏医疗卫生投入的财力和积极性，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下滑，2002年下降为4.12%。

2003年“非典”的出现扭转了这种局面，2003年各级财政已安排了大量“非典”防治资金，截至2003年5月中央财政已经安排“非典”防治基金20亿元，地方财政已经安排“非典”防治经费80亿元。2003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公共支出的比重上升到4.53%，在随后的几年中政府更加重视财政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该比例略有上升，2005年为4.58%。相应地，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也止跌回升，1999-2002年该比重在16%以下（最低水平为2000年的15.5%），2003年则上升到17.0%，2005年进一步上升到17.9%。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也因此而有所下降，2001年该比例高达60%，2003年下降为55.9%，2005年进一步下降为52.2%。

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的变动轨迹

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大致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该比例为47%，2001年下降到历史最低点的24%，随后缓慢上升，2005年大约为30%。

从构成要素来看，社会性卫生支出主要包括两类，其一是医疗保险机构（包括商业医疗保险机构与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的医疗费用支出，其二是职工工作单位（包括政府、事业单位和企业）为职工负担的医疗费用支出。

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的变化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逐步改变其“企业办社会”的角色，企业职工就医逐渐由公费医疗转向市场购买医疗服务，农村集体经济改革使得集体经济无力继续支撑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行，公费医疗的覆盖面逐渐缩小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尚处在初创阶段，因此，社会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1990年企业医疗卫生支出(203.49亿元)是社会卫生支出（293.10亿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占比重最大(69.4%)。到了2005年,企业医疗卫生支出在社会卫生支出中只能排在第四位,仅次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预算外卫生基本建设支出和商业健康保险费，企业医疗卫生支出在社会卫生支出中所占比重下降至10.6%。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企业医疗卫生支出的绝对额在进入21世纪之后呈不断下降趋势，2000年企业医疗卫生支出为671.58亿元，2005年则下降至274.71亿元。

类似的变化发生在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经费方面，这个支出项目绝对额的变化深刻地反映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伴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衰落，旧农村合作制度陷于崩溃的边缘，1995年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经费为63.11亿元,到2003年则下降到37.95亿元。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农村地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过2003-2006的试点工作，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2007年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卫生部、财政部关于做好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指出，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断完善，它的卫生筹资能力也不断增强，2005年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经费达到61.63亿元，但由于筹资水平较低，它在社会卫生支出以及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仍然比较低（2005年两个比重分别为2.3%和0.7%）。

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出缓慢提高的趋势，这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有关，2005年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费（1049.61亿元）在社会卫生支出中的比重为40.5%，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为12.1%。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200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在2010年实现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全体城镇非从业居民的基本目标。随着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完善，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卫生支出逐步增长，它在在社会性卫生支出中的比例也不断提高，进而促使社会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不断提高。

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的变动轨迹

1985年医改正式启动之后，由于政府弱化了自己在提供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责任，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的衰落无法有效支持农村合作医疗的正常运转，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78年该比重为20.4%,2001年则高达60%,随后有所回落,但仍在50%以上，远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为35%的水平。

不容否认，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卫生筹资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筹资主导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化筹资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助于全方位地调动社会资源，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然而，伴随而来的是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这集中表现在政府对卫生的低投入和医疗费用增长过快, 医疗保险覆盖面太小, 多数群众靠自费就医, 导致居民家庭和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所占比例过高, 使得“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当前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在以个人支付医疗费用为主的筹资模式中，低收入家庭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毕生高于高收入家庭。根据我国2000年全国家庭调查样本测算结果，最贫困的20%家庭的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家庭非食品消费支出的11%，而最富裕的20%的家庭该比例仅为4%，这说明贫困家庭为了满足自身的健康需要必须做出更大的牺牲，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伴生的是贫困陷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我国卫生筹资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2006-2010 年的卫生筹资策略指导意见》中概括了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国家卫生筹资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这种概括也比较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这些问题包括： ( 1) 卫生投入低，尽管筹资来源不同, 这两个地区的卫生总费用都比较低,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卫生总费用占本国GDP 的比例不到5%, 人均卫生总费用远远低于每人每年35美元；( 2) 在过去的20 年中, 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显著增长, 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过高, 政府卫生支出比例有所降低；( 3) 有限的卫生服务可及性，主要是经济障碍限制了人们获得卫生服务的机会和服务数量；( 4) 健康保险覆盖率太小, 缺少社会安全网；( 5) 缺乏卫生资金来源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相当大的一部分卫生资源用于疾病治疗, 而不是公共卫生, 卫生资源使用效率低下。

针对以上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有关卫生筹资的相关建议：( 1) 调整和制定卫生筹资政策, 增加卫生领域投资和公共卫生投入；( 2) 实现全民卫生覆盖, 加强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使所有的人能够以支付得起的价格获得基本的健康促进、预防、治疗和护理服务, 保证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 3) 建立预付机制和风险分摊机制, 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促进公平；( 4) 支持国内和国际的卫生发展进程, 实现主要的国际发展目标；( 5) 增强规制框架和功能干预, 提高卫生筹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水平；( 6) 监督和评价卫生筹资政策的实施。

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分配结构

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机构流向

卫生总费用的分配流向反映了从全社会筹集到的卫生奖金在不同卫生服务和不同层次卫生机构的流向分布。从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分配结构来看，医疗费用（包括医院费用、门诊机构费用、药品零售机构费用）是卫生总费用分配总额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卫生费用（包括公共卫生机构费用、卫生行政管理机构费用）只占相当小的比例。

1990-2005年，医疗费用在卫生总费用分配总额中的比例高于80%（平均值为83.3%），而公共卫生费用在卫生总费用分配总额中的比例则不足7%（平均值为6.67%）这反映出长期以来我国“重医疗，轻卫生，轻预防”、防治投入比例失调的问题。2003 年SARS疫情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弊端，也暴露了“重医疗，轻卫生”的潜在风险。从2003年开始，公共卫生费用在卫生总费用分配总额中的比重有所提高，2003-2005年该比重均高于8%，2005年达到8.65%。

在医疗费用内部，医院费用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次为门诊机构费用和药品零售机构费用，医院费用在医疗费用中的比例大约为74%，在卫生总费用分配总额中的比例大约为62%。下图大致描述了2005年医疗费用各部分的相对比例，其中医院费用为75%，门诊机构费用为13.6%，药品零售机构费用为11%。

根据医院的性质，医院费用划分为六种类型，即城市医院、县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疗养院、其他医院，其中城市医院费用在医院费用的比重在60%以上，且呈不断增长趋势，1990年城市医院费用占医院费用的58%，到2005年该比重则提高到77%，这表明医疗卫生资源不断地向城市集中。而在城市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和技术、高级卫生技术人员都集中在大城市中的大医院，部分城市某些高精尖仪器设备配置的总体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部分地区还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比如1998年北京和上海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分别为6.10张和5.23张，每千人口医生数分别为4.47人和3.85人，这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

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实际使用结构

从卫生总费用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我国卫生总费用以医疗费用（即医疗服务机构医疗服务总收入）为主体，公共卫生费用及卫生发展费用比重偏低，比如1998年医疗费用、公共卫生费用、卫生发展费用在卫生总费用中所占比例分别为82.39%、6.05%、10.19%，药品费用与医疗服务收费(即医生劳务、检查、化验等收入)在医疗费用中的比例分别为41.8%和58.2%。

药品费用是我国卫生总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在45%左右，2005年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为662.3元,人均药品费用为316.78元，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 “以药养医”、“以药补医”的问题比较突出。目前我国医院成本费用的补偿渠道包括财政拨款、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加成收入。由于政府对医院费用补偿不足、医疗服务不完全成本定价等原因，医院倾向于扩大药品用量并向患者强制销售高价药品，即所谓的诱导需求。

居民药品费用包括门诊药品费用、住院药品费用和零售药品费用，它们在药品费用中的比重依次递减，2005年三者占药品费用的比重依次为57.97%、30.19%和11.84%（有饼图）。这表明医院是药品销售的主要渠道，医院药品占药品市场份额80%以上,这为医院以药养医、以药补医创造了条件。

药品费用的膨胀是卫生总费用膨胀的主要动力，这也凸显出改善和加强药品价格管制的必要性。“定价加调价”基本上概括了我国药品价格管制的基本内容，国家发改委及地方物价部门对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以及一些垄断性生产经营的药品实施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其他药品价格则由市场自发调节，政府一般不加以干预），并根据现实需要对药品价格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整。自1997年开始，我国对药品价格已实施了19轮的调降，进而推动着药品价格指数的持续下行，然而，“空调”与“空降”成为公众对药品价格调整效果评价的代名词，药品价格的频繁调整并没有切实有效地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而只是把一些物美物廉的药品逐出市场并代之以花样翻新的包装、规格、剂型以及名目繁多的“新药”。药价管制的困局既与医疗卫生体制、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与医疗保障体制的缺陷密切相关，也同既有药品价格管制方式缺乏灵活性、缺乏必要的信息支持等弊端密切相关，改善药品价格管制的政策效果既需要医疗卫生领域配套改革的支持，更需要药品价格管制方式自身的革新，而宽严有度、灵活多样应当成为新的管制体系的基本特征。

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地区差异

我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卫生总费用或卫生资源在各地区的分布也有较大差别,本案例将从城乡差异和省际差异两个角度来考察卫生总费用的地区差异。

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城乡差异

从总量上看，城市拥有的卫生总费用只是略高于农村，但从人均占有的卫生费用来看，城乡之间差距巨大，城镇人均卫生总费用为农村人均卫生总费用的4倍，人口比重仅占30%的城市人口拥有全国80%的卫生资源。据统计, 全国除港、澳、台外其他直辖市、省、自治区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支出之比在1.81到6.83（除西藏为14.57）之间。

城乡人均卫生总费用的差异在医疗设施、医疗保障水平等方面得到充分的反映，比如在每千人拥有的医院病床数、卫生技术人员、安全饮用水普及率、卫生厕所覆盖率、医疗保障覆盖面等方面的差异。2001年，城市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是农村的2.37倍，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是农村的2.16倍。1999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尚有34%的人口喝不上安全合格的饮用水，城市的安全饮用水普及率却达94%，农村卫生厕所的覆盖率仅为24%，而城市覆盖率为68%，是农村的2.8倍。此外,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方面也有着显著差异，下图为1998年城乡医疗保障覆盖面的比较,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看病时只能自掏腰包。

城乡卫生总费用或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其必然后果是城乡居民在健康指标上的显著差异，比如2000年农村的孕产妇死亡率为69.6/10万，而城市为29.3/10万，农村的婴儿死亡率为37‰，而城市仅为11.8‰。

我国卫生总费用的省际差异

从卫生总费用地区的省际差距来看，各省份居民人均卫生总费用的差距同样较大，比如1997年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人均卫生总费用最高为北京市的1301.89元，最低为贵州省的101.85元，前者是后者的12.8倍,31个省级行政单位人均卫生总费用的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分别为0.44、 0.21 、0.56。

此外，从各省区人均卫生经费上同样可以看出各省区间的差距，该统计项目的基本含义为地方财政在接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后分摊在每位居民身上的卫生投入。1997年我国省级行政单位人均卫生经费的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分别为0.80、0.35、0.23，除泰尔指数指标外，人均卫生经费分布不均衡的程度要大于人均卫生总费用分布不均衡的程度，这表明政府卫生支出并没有有效地改善地区间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状况。

对比1997年、2001年和2005年的相关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分税制改革后人均地方财政卫生支出分布不均衡的状况大致经历了一个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恶化的原因可能是分税制框架下地方财力分配不均衡状况的不断恶化，这种恶化加剧了各省区间人均卫生投入的不均衡，而改善的原因可能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强和地方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重视程度的增强。

第三部分  透视新医改的基本方向

 “看病难、看病贵”是我国居民面临的突出问题，而“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在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与效率性的缺乏，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指出的，医改不成功表现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

比如“看病贵”问题，它反映了药品与医疗服务价格、医疗费用相对居民收入增长过快，基本医疗保险无法为居民医疗负担解困，医疗费用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比例过高的现实，而究其根源在于既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机制（主要包括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财政对医疗卫生支持机制以及医院内部的经营管理体制）损害了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

再者比如“看病难”问题，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居民医疗服务购买力不足，在此意义上，“看病难”与“看病贵”的含义基本相同，其二是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不合理损害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比如城市医院、大医院的消费拥挤使得居民看病需要承担高昂的时间机会成本，再者比如农村边远地区居民看病需要承担高昂的交通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带来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机制的深刻变化，这在卫生总费用的筹资结构、使用结构上得到充分反映。“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出现，其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与效率性的缺乏。分析我国卫生总费用的筹资结构与使用结构，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各种制约或扭曲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与效率的因素，明确医疗改革的基本方向。以下是本案例对新医改基本方向的思考与展望。

平衡政府、社会以及个人在卫生筹资中的责任

根据医疗卫生服务产品的性质，医疗卫生服务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非基本医疗服务，根据其正外部效应的强弱，三者分别归属于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品的范畴。为居民提供充分的公共物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并没有认清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属性，把医疗卫生服务当作一般服务而把它们全面推向市场，政府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个人卫生支出则因此被动地大幅度增加, 医疗卫生支出成为城乡居民一项沉重的负担。

在强化政府卫生筹资责任方面，政府需要为公共卫生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以及贫困地区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并为贫困人群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和医疗救助。

在强化社会卫生筹资责任方面，构建全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是必然的选择。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不完善使得机构支付人既不能阻止包括药品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的膨胀，也无法为患者沉重的医疗负担解困。构建全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其不仅能够有效地分担患者的药品费用和医疗费用，更能通过对医保目录药品使用的规范进而约束药品费用和医疗费用的膨胀。

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形成合理的防治投入比例

一般来说，卫生保健有三个层次，群体预防保健、个体预防保健和个体疾病治疗，最有经济效率的卫生服务是群体和个体预防保健服务（包括传染病预防和慢性疾病预防）。预防服务的直接提供者是公共卫生机构，而这些机构却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难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大医院的资源浪费。这种资源浪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病床使用率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88.2%下降为2003年的58.7%；（2）医生的工作量明显不足，卫生系统的综合性医院医生人均日诊疗人次已从1990年的5.5人次下降为2003年的5.0人次，每日负担的住院床日已从1990年的2.1人下降为1.5人；（3）一些大型诊断医疗设备利用率不足，仅为25%-33%。从全国县及县以上医院的投入与产出情况来看,过去近10年对城市大医院的投入,带来的却是卫生服务产出的减少、产出效率的下降以及社会卫生资源的浪费。

2003 年SARS疫情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弊端，也暴露了“重医疗，轻卫生”的潜在风险，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形成合理的防治投入比例成为当务之急。在公共卫生筹资方面，我们需要建立起渠道通畅、资金稳定、可持续的长效筹资机制；在公共卫生投入方面，我们需要调整投入结构，分清投入重点。就目前而言，公共卫生投入重点主要包括基层公共卫生机构和城乡困难人群（比如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城市贫困人口以及流动人口）。

改善药品价格管制，控制药品费用的过快增长

改善药品价格管制的政策效果既需要医疗卫生领域配套改革的支持，更需要药品价格管制方式自身的革新，改善药品价格管制效果必然要求我们实施更加灵活的价格管制方式并适度扩大政府价格管制范围，改善管制机构的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构建一个宽严有度、灵活多样药价管制体系则是必然选择。

管制范围的宽窄形成了药品生产与流通企业以及医疗机构对价格调整不同程度的规避（这主要体现在药品生产、销售以及使用中的替代现象），而价格管制范围偏窄为药企与医疗机构的替代策略提供生存空间。扩大政府对药品的管制范围并不意味着政府也应根据平均成本进行定价，而是采取更加灵活的管制方式，比如政府可以对现有医保目录的药品及一些特殊药品继续实施政府定价，但可以对新纳入的药品进行涨幅控制进而控制药品价格的无规则上涨，比如规定其年涨幅不得超过当年的通货膨胀率。

在药品价格管制方面，发达国家的管制创新为我国提供了有益借鉴，比如利润率管制和参考定价机制，前者的代表国家为英国，后者的代表国家为德国。利润率管制通过控制药品生产企业与流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或收益率来控制药价。参考定价机制允许制药厂家自由设定药品价格，但保险公司只为病人支付其所选择药品的参考价格，药品实际价格与参考价格的差额部分由病人自付。这种药品价格管制方式既保留了病人对药品的选择权，也控制了药品的医疗保险支出，又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药品的市场竞争，鼓励制药厂家作长期的战略投资。

改善管制机构的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则主要表现在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吸纳更广泛的社会主体参与定价决策，这些主体不仅包括药品生产与流通企业、医疗机构、药物经济学专家、一般患者，还包括药品注册部门及医疗保险机构。药品注册机构对药品原材料成本的信息比较充分，而医保机构对药品使用方面的信息比较充分。其二是充分挖掘市场价格信息，因为定价机构尽管很难得知企业的成本信息，但市场价格信息的公开程度相对较高。对市场信息的挖掘，既可以通过参照国际市场药品价格也可以通过国内药品的价格调查实现，尽管对市场价格信息的发掘利用并不能保证管制机构合理定价，但至少可以让管制机构避免对部分药品定价偏高的失误。

促进地区间、人群间医疗卫生资源的均衡分配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医疗服务机构、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布极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带来居民健康指标的显著差异。矫正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能依赖于市场的力量，因为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很大程度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在促进地区间、人群间医疗卫生资源的均衡分配，公共财政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具体包括政府卫生支出结构的调整以及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财政转移支付。

我国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县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诊所，城市医疗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以及各种类型的医院和疗养院。根据它们提供医疗服务的性质，这些医疗服务机构可划分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与提供高端医疗服务或专业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像县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们为居民提供日常的、一般具有预防性质的基本医疗服务，它们应当成为公共财政的重点支持对象。但现实情况是，这些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医院所占有的资源与它们承担的职能是不相称的。医疗资源大量向城市医院集中，一些有支付能力的患者基于这些医院的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的考虑，他们的消费向这些医院集中，还有一些患者把基本医疗也放到城市医院来消费，这就造成城市医院的消费拥挤现象。人们常说的“看病难”问题，一方面是由支付能力不足带来的，另一方面则是由消费拥挤带来的。与此情形形成对比的是，农村医疗服务机构和城市社区医疗机构则因为资源不足而惨淡经营，一些收入相对低下群体更因为其支付能力低下而使得基本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由此可见，调整政府卫生支出的结构是非常必要的，即使在不加大资金投入的条件下只改变资金流向也可以产生明显的社会效益。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老少边穷地区，政府应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为地方政府卫生支出提供必要保障；对于贫困群体，政府应当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补助和医疗救助，保证基本生产生活，防止他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第四部分 案例分析的角度或视角

本案例从卫生总费用筹资结构和分配结构两个方面考察了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基本状况，分析了各种制约或扭曲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与效率的因素，并对新医改给出了展望和思考。

（1）我国卫生总费用筹资结构的主要问题为政府在卫生筹资方面弱化了自身的责任，政府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偏低，居民个人现金卫生在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过高，居民医疗卫生负担沉重。

（2）我国卫生总费用分配结构的主要问题为，医疗费用相对公共卫生费用过高，药品费用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过高，卫生总费用在各地区、人群之间分配不均衡。

（3）新医改的基本方向：（1）平衡政府、社会以及个人在卫生筹资中的责任；（2）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形成合理的防治投入比例；（3）改善药品价格管制，控制药品费用的过快增长；（4）促进地区间、人群间医疗卫生资源的均衡分配。

第五部分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带来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机制的深刻变化，这在卫生总费用的筹资结构、使用结构上得到充分反映。“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出现，其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与效率性的缺乏。分析我国卫生总费用的筹资结构与使用结构，这有助于MPA学生认识各种制约或扭曲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与效率的因素，明确医疗卫生改革和医疗卫生政策的基本方向。

阅读材料

[1]程晓明：《卫生经济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版

[2]周绿林：《卫生经济及政策分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黄晓光、周绿林、王悦：《卫生经济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版

[4]彭现美：《健康投资绩效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卫生经济研究》各期相关论文

[6] 《中国卫生经济》各期相关论文

参考网站

卫生部网站www.moh.gov.cn/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网站 www.molss.gov.cn/

财政部网站www.mof.gov.cn/

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思考题

1、我国卫生总费用筹资结构不合理表现在哪些方面，它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什么联系？

2、我国卫生总费用分配结构不合理表现在哪些方面，它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什么联系，形成合理的卫生总费用分配结构需要政府应采取哪些行动？

By JIM YARDLEY 

In China, a Patriotic Death Reeks of Alcohol

BEIJING — No place in China has a tougher policy against official drinking than Xinyang, a decaying city of seven million people in Henan Province where the Communist Party chief has banned civil servants from drinking even one sip of alcohol at lunch.

Of course, dinner is another matter.

When Guo Shizhong, a family planning official in an outlying area of the city, died of a brain hemorrhage on Feb. 27, local officials posthumously recognized him as an “excellent party member,” presented him with a merit award for dying with “honor on post” and began a propaganda campaign extolling ordinary people to learn from his example.

“We should learn from his spirit of working hard, and we should make efforts to be a good party member like him,” the propaganda campaign exhorted.

What the officials did not mention was that Mr. Guo had died not on the job but at a karaoke bar after an evening of drinking with other officials. This week, Orient Today, a newspaper in Zhengzhou, the capital of Henan Province, reported that hospital records indicated that Mr. Guo’s drinking had been so excessive that it had contributed to his death.

And so the same propaganda officials who fashioned Mr. Guo as an exemplar of Communist Party values have found themselves enmeshed in a delicate public relations exercise: damage control. On Thursday, they announced that Mr. Guo’s posthumous honors had been rescinded.

“We honored him due to his hard-working attitude and excellent achievement,” said Mr. Hu, a propaganda official who gave only his surname. “We didn’t know the situation of how he died.”

Mr. Guo’s story has rocketed around the Chinese Internet and prompted online discussions not only about official drinking, but also about the practice of lavishing honorariums on dead party officials, deserved or not. Such honors bestow benefits on an official’s family, but can also send a message that the late official should be considered beyond reproach — and investigation.

Some online commentators have contended that these posthumous awards serve as bureaucratic blocking devices to conceal corruption. In February, an irate police official killed a deputy party secretary in the city of Hohhot. Within days, local officials had designated the dead official a “revolutionary martyr.” Yet reports quickly surfaced linking the official to corruption, setting off a torrent of online criticism.

The current Regulation on Honoring Revolutionary Martyrs was approved in 1980, when many Chinese were still wearing Mao suits. Last December, Personnel Minister Yin Weimin said efforts were under way to revise regul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s award system.

For the past year, Xinyang has undertaken a high-profile campaign to stop civil servants from drinking at lunch. Special teams with breath monitors make spot inspections at government offices, and more than 200 local officials have been reprimanded, shamed in the press or fired. Local liquor sales and restaurant profits have dropped sharply.

Mr. Guo, 46, worked as director of family planning in Xin County, an outlying jurisdiction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of the city of Xinyang. Fu Yang, a propaganda official in Xin County, said Mr. Guo and some colleagues had been working long hours on the night of his death. They went to dinner to relax and socialize. Mr. Fu said that county officials had planned to honor Mr. Guo before he died and that news media reports had overemphasized the role of alcohol in his death.

Still, no one seemed eager this week to take credit for honoring Mr. Guo. City officials in Xinyang blamed county officials for approving Mr. Guo’s awards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But there was one thing they did know, emphatically:

“What we are positive is that Guo Shizhong did not violate the liquor ban,” a city official told The Beijing News on Thursday, “because it bans drinking at lunch.”

纽约时报网站

  http://news.sina.com.cn/pl/2008-03-13/075415137993.shtml

    原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人口计生委主任郭世忠，2月27日凌晨猝死。其后，新县县委追授他为“优秀共产党员”；新县政府称其因连续忘我工作，积劳成疾，故此为其追记三等功。信阳市人口计生委同时作出决定，在全市人口计生系统开展向郭世忠学习活动。然而，根据记者调查，真实的情况是：郭世忠因为工作应酬饮酒，在娱乐中心昏迷不醒，最后抢救无效死亡。(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A11版)

　　“早上围着车轮转，中午围着牌桌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勾勒了世人对那些不务正业、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官员的嘲讽。公共生活里的那些事总是这样让人无颜以对，摇头叹息。然而，如果着意去批评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无论其死因为何，终究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况且，具体到这一件事上，与其说郭世忠是“醉权”世界里的随波逐流者，不如说是一个“腹背受害者”。

　　显然，郭世忠是流行于信阳官场上的酒文化的受害者。如你所知，信阳官员苦练“醉权”早已声名远播，妇孺皆知。2007年初，信阳官方甚至还下了一道“禁酒令”。新闻曾经表功说，“禁止公职人员工作日中午饮酒，半年节省的酒水费用高达4300万元，用这些钱可以建四五十所小学。”不过，这个“禁酒令”究竟坚持得怎样，效果如何，想想郭世忠的死便可以略知一二。

　　另一种加害则体现在郭世忠醉死之后。在此，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研判他对死后种种荣誉的态度。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弄虚作假的赞美同样可以亵渎一个人的一生，尤其当这种虚假的赞美发生在权力背景之下，并被社会赋予了某种进攻性或者强制性的时候(如这里号召大家来学习)。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在新县这则丑闻被揭开后，郭世忠因此受尽嘲笑之原因所在。

　　酒场上的话不可轻信，因为它们多是醉话。显而易见，在这件指鹿为马的蠢事上，最引以为耻的是新县的个别弄权者。他们手握权力，目空一切，颠倒是非、胡言乱语；他们视其治下的公民以及属下为囊中之物，以为只要他们愿意，便可以对死者尸体上下其手，为了虚妄的政绩或某个虚构的公共理想在尸体上大兴土木；以为只要能够混淆视听，便可以将死者和生者都改造为权力世界里的道具与玩偶，用尽“肉身政治学”。

　　真可谓“喝的伟大，死的光荣。”发生于信阳新县的这个黑色幽默，难免让人想起那个广为人知的笑话：一个品性不良、不务正业，老是花天酒地的男人死了，他太太平时虽然恨他入骨，但也不免素衣含悲在灵前谢客。当听到朋友在念祭文，有一段竟是“君性淳厚、品性兼优、赡家教子、济弱扶贫，无不爱戴”时，太太忍不住低声问儿子：“你快去看看，棺材里躺的是不是你爸爸？”

　　今日中国，小说家已经渐渐让位于新闻记者。因为今日现实没有虚构却比小说更有想象力，因为今日中国真实的离奇远在小说之上。谁能想到，当新县的领导们声泪俱下地要求大家向这位“优秀共产党员”学习的时候，里面躺着的可能只是一个“酒鬼”？有希望的是，这个社会已经心明眼亮，又一只“周老虎”被打回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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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17日 《经济观察报》 　　泡沫、过剩、失控、失衡，这些词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近几年一直在暴涨。在转型并快速增长时期的中国，出现这些现象实属正常。不过，如果各类经济失衡日益升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股市泡沫、房价失控、外汇储备膨胀、出口顺差飞涨，还有就是银行存款真实利率为-3%，因此以利率调整为宏观调控手段难以奏效，这些失衡现象从表面看好像彼此孤立，但实际上都是由人民币升值太慢所致，或至少是众多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很多人说正是为了避免重蹈日本在1990年代衰退的覆辙，而让人民币缓慢升值；可是，这样做的真实结果恰恰会导致中国经济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 　　人民币升值太慢已带来方方面面的失衡 　　“渐进”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事实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将其应用到金融价格政策上，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关键差别在于，跟商品市场或其他要素市场相比，金融证券市场上的买卖运作以及金融资产的价值完全由对未来的预期而定，实际金融价格跟价值的偏离度能立竿见影地决定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比如，猪肉价格基本由今天的供求关系决定，即使人们预计很多农民会因为今天肉价很高而更多投入养猪，未来的猪肉供应肯定大增，从而使未来肉价下降，但这不能改变今天的供应，也就无法使今天的肉价降下去；相反地，如果今天的肉价太低，即使知道未来的肉价会涨，人们也很难将猪肉囤积起来从事套利交易，因为囤积猪肉的成本太高，还要先修建大量冷冻柜等等。因此，扩大商品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延迟和成本、囤积商品的成本代价，使针对商品市场或一般经济政策的调整举措有足够的“渐进”空间，也使商品价格更以当前的供求关系决定，受未来价格预期的影响较小。所以，商品市场改革、社会改革可以“渐进”，也往往应该“渐进”。 　　但是，在相对开放的经济里，金融价格的调整不能用“渐进”，至少不能太慢地“渐进”。就以 人民币汇率为例，人民币是一种金融资产，它跟美元的汇率是其相对美元的价格。如果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并能自由浮动，任何未来升值预期都能立刻在市场价格中反映出来，换言之，由于人民币作为金融资产的高流动性，对它的需求和供给都能即刻产生，所以，只要有人民币升值预期，这种预期就不需等到未来才实现，升值在今天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受当天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更受未来升值、贬值预期的影响。 　　那么，如果像现在这样，大家都知道人民币应该再升值15%，只不过政府只允许它每年升值5%，“渐进”时间还有三年，其后果会怎样呢？这必然带来各种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失衡和高度经济风险。首先，这意味着人民币作为金融投资资产的价值远高于其价格，而且它必然按每年5%的速度升值，下跌风险甚小。对于任何投资者来说，这种几乎肯定的年回报至少5%的投资品种吸引力如此之大，都想往中国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上冲。为应对这些，中国要想尽一切办法堵，让热钱进不来。可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率均在3%-4%的情况下，稳定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带来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人民币价格偏离价值实在太多，所以，这几年的博弈不断升级，让境外投资者的热钱哪怕是要通过虚假出口贸易的形式进入中国，他们也愿意。 　　其次，是国内人民币储蓄不愿意出去。虽然去年开始推出QDII制度，也允许个人投资QDII基金或金融品种，但没有太多人有兴趣，因为把钱投到境外后，所赚外币回报的第一个5%换成人民币后，等于没赚，这5%只是对消了人民币5%的升值预期。而在没有承担风险的情况下，美元、港币、欧元、日元资产的回报不可能有5%。所以，在人民币每年“渐进”升值5%的预期下，没有几个人有兴趣利用QDII从国家手里买外汇到境外投资，帮助分摊国家承担的外汇风险。 　　这就有了第三种失衡，外资热钱往中国冲的同时，国内人民币资金又不愿意出去，再加上人民币汇率被人为压低使中国出口顺差进一步膨胀，结果是，国家外汇储备直线上升，已经到了1.4万亿美元，并且还在快速上升。有了这么多外汇怎么办？到哪里投资？由谁来投资？本来，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在投资决策上效率低是出了名的，否则，就不会进行民营化了。但是外汇储备膨胀的后果是让中国政府承担太多的外汇风险，美元贬值、美国降息随时都会使中国承受直接损失。这就有了由各大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到境外买项目和企业的必要，也有了成立中国投资公司的必要，让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成了大的投资商，由此带来的问题、挑战和浪费，这里就不多说。 　　第四种后果是贸易顺差的暴升。我们可以把人民币的汇率看作中国劳动力的价格、环境价格、资源价格，那么，让人民币尽快升值等于是让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更高，让污染中国环境的代价提高，也让消耗中国资源的成本更高；相反地，把人民币汇率人为压低，等于让中国劳动力、环境和资源能继续很便宜地被消耗，也当然使中国的贸易顺差继续猛增。 　　贸易顺差产生等量的国内流动性，热钱要跑进来，人民币内资又不肯出去，挤在国内的这么多钱就都要找投资出路，其结果当然挤到哪个资产市场，这个市场的资产价格就要离谱，紧接着，政府就被迫要去救火，而政府越救火，火便越多、越大。 　　中国人的投资首选当然是银行储蓄。可是，为了缓解热钱进入中国的压力，人民银行虽然多次提高存贷款利率，但到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还是3.5%左右，比6.5%的通货膨胀率低3%，也就是说，真实利率为-3%，把钱存银行是亏本生意。所以，这条路不太有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通过调高利率来宏观调控，效果微乎其微。只要真实利率为负，利率上调对个人和企业的投资去向就没有影响。从另一方面看，不让利率上调太多是为了削弱人民币升值压力，但却鼓励了过度投资，因为这使企业的资金成本过低，也使地方政府的项目资金成本过低，过度投资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因此上升。实体经济的各种失衡也由此而恶化。 　　其次最受欢迎、相对最可靠的投资品种是房地产，因为不管怎样，房地产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也可通过出租得到租金，所以，中国人历来喜欢房地产投资。当上面讲到的内资和外资都过剩、都在找投资去向，而钱存银行又不可取的时候，涌入房地产的钱自然多， 房价必然猛涨。这样就有了过去几年，年年要调控、管制房价的经历。可是，虽然各种合理、不合理甚至缺乏法律基础的调控手段都已用完，虽然这些手段已把房地产的投资性压得所剩无几，房地产价格照样在涨，因为人民币升值太慢所带来的扭曲实在太多,所产生的流动性实在过剩。 　　股市泡沫是未来几年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于是就有了股市泡沫，股市成了过剩资金可以走的独木桥。本来，前些年有关证券部门一直在直接或间接地鼓励老百姓买股票，在银行利率越来越负、房地产投资性越来越低、境外投资吸引力不大的情况下，社会和企业大多数剩余资金自然要往股市冲。股市市盈率平均在60倍左右，而如果剔除非经常性、非主营的证券投资收入(占上市公司盈利约25%)，按照主营利润计算，市盈率为80倍，接近日本股市在1990年100倍左右的市盈率。中国股市泡沫已经越来越明显。到今天，股票开户数、基金开户数均超过1.2亿，从普通百姓到退休年长者，能进入股市的差不多都进了，使中国股市的社会渗透面前所未有，炒股成了全民运动。 　　为什么股市泡沫是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呢？前些年一些学者唱衰中国经济，说银行呆坏账最终要使中国进入金融危机、终止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可现在中国银行(6.70,0.09,1.36%,进入该吧)体系不是很好、中国经济不是继续快速增长吗？难道股市泡沫问题会跟当年的银行呆坏账问题不同？别的不说，我们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来看。 　　首先，我历来就认为，不能用私有市场经济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银行呆坏账问题，由于中国的银行基本都是国有，银行呆坏账比率再高，只要国家财政还没问题，就不会有银行破产给社会带来恐慌，就没有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在国有体系下，不存在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银行呆坏账问题，只会有国家财政危机问题。事实上，在2002年时，按官方数字计算，中国银行呆坏账比率为25%，按标准普尔的估算为50%；但通过几次财政拨款和外汇注资，到2007年3月底，呆坏账比率下降到6.6%。所以，只要国家财政没问题，中国的银行就没有危机。这听起来似乎太好了，那为什么还要将银行进行市场商业化改革，让它们继续国有不是很好吗？问题是，这些财政补贴、外汇注资牺牲的是中国社会安全保障基金、养老基金、教育和医疗、“三农”的钱，羊毛出在羊身上。 　　第二，中国今天的社会处境非常类似美国社会1929年左右的情形。在1929年美国股市泡沫破裂、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前，一方面，美国各级政府都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公共保险、公共退休养老或医疗保障体系，养老需要、医疗需要、意外事件保险等全由民间自己负责；另一方面，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本质性变化，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多数美国人迁离乡村，离开他们的家族、宗族血缘关系网，让他们无法再依赖传统的基于家族亲戚的经济互助、互保体系。所以，当1929年股灾引发经济大萧条时，美国社会的底层既没有原来亲戚朋友网络所提供的安全网，又没有政府提供的最后防线——社会经济安全网，使那次股灾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实际上，由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自那以后，美国虽然经历多次股市危机，但没有一次对美国社会产生过那种程度的冲击。今天中国的情况跟1929年的美国类似，不仅有泡沫，而且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退休养老体系都在建立之中，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也因过去30年的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而大大增加，传统的血缘家族已不再是可靠的经济互助、互保安全网。在这种背景下，一旦中国股市泡沫破裂，个人和家庭承受股市打击的能力并不比当年的美国人高多少。 　　相比之下，在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裂后，虽然其经济和股市至今还没完全恢复，但由于之前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民间保险与金融产品已很丰富，股市泡沫破裂并没给日本带来社会动乱。这是日本跟1930年代后的美国的共同点，也是跟今天中国的不同点。 　　最后要强调的是，股市是目前惟一已渗透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老百姓都能同时参与的市场，是惟一的真正在各地能同时看到的全国市场。许多商品，如服装、电器、汽车以及食品，都遍及全国销售，但这些商品没有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平台上上下波动，价格暴跌时不会同时、因同一原因遭受损失。股市则不同，上海、深圳的股价暴跌，全国的股民、基民都会同时看到，也能同时计算出自己的损失。特别是在只能做多、不能做空的制度下，没有人能从股市泡沫破裂中赚钱，只有大家同时赔钱。投资股市的损失既同步，又具体而不抽象，具有最强的大范围煽动力。一旦股市泡沫扩大并破裂，那么，它比任何其他市场的崩溃都更能引发社会动荡，中断近30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进程。 　　是调整金融政策的时候了 　　当然，没有人希望看到这种结果。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坏的结果呢？从全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首先要做的是从源头开始，让人民币尽快升值，以此消除未来升值的可预期性，让人们不再自然认定每年还会升值5%，从而，热钱就没有推动力了，贸易顺差也会缓和，外汇储备压力会减退，流动性过剩程度会减轻。这样一来，境外投资的吸引力会增加，这自然有利于优化家庭投资组合，改善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同时，利率应该更快上调，结束负利率的时代，使钱存银行多少有点吸引力，减轻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压力，也减少给股市泡沫的供气。另外，利用现在股市的疯狂，推出做空机制，这必将让股价变得更理性，从根本上改善股市质量，让其代表的“优胜劣汰”机制，使价格回归价值；将股市的上市机会完全对民营企业放开，这不仅能增加股票的供给量，缓和股市泡沫压力，而且也能让中国股市真正起到激发社会创业、创新的催化剂，为创新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动能。